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郑重宣布：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随后宣布了中国外交部领导名单：外交部长周恩来（兼），副外长王稼祥（兼任驻苏大使）、李克农、章汉夫。
各个司局办事机构的领导是：办公厅主任王炳南，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亚洲司司长乔冠华（代），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新闻司司长龚澎，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这是一个精干而又富于战斗经验的领导班子。王稼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理论家、红色教授和苏联问题专家。周恩来选派王稼祥这位有丰富斗争经验，有理论修养，善于处理国际事务，了解苏联情况，对党忠诚的同志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兼驻苏大使，受到党内外一致的赞许。
新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又是另一种专家型的外交活动家。
新任亚洲司司长的乔冠华，是中国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他才思敏捷，口才雄辩，知识广博，才华横溢，是周总理一手培养出来的不可多得的外交才子。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着的外交形势需要，周恩来在筹组好外交部领导班子之后，又选了一部分久经考验的高级将领担任第一批驻外大使。他们是：袁仲贤、耿飚、姬鹏飞、谭希林、彭明治、倪志亮、黄镇、王幼平、王任叔、吉雅泰、韩念龙、罗贵波等。当时中央的意图是：新中国的外交队伍，特别是驻外大使要“另起炉灶”，建立起一支可靠的新型外交队伍，要求军队干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战略思想及经验运用于外交斗争的实践之中，同时把党和军队的优秀传统和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生根。
这批将军入京之前，正在执行消灭国民党残余匪帮的任务，对做外交工作，特别是出任驻外大使，在思想上都缺乏准备。对此，王幼平将军回忆说：“我在调入外交部之前，在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任政治部代主任。1949年10月，五兵团在湘中集结，准备进军大西南。下旬，兵团指挥机关从邵阳率部西进，执行11月15日攻占贵阳的任务。恰在此时，兵团收到中央‘调王幼平星夜来京’的电报。我当即辞别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乘吉普车急速北上。到了长沙，听说刘、邓首长已离京即将到此，我遂住下等候。翌晨去见首长，首长们正吃早饭。我问，调我去北京干啥？邓政委说，搞外交。我说，我可干不了，请收回成命。我请求入藏的报告首长是否看到？邓政委说，我看你干外交还是可以嘛。宋任穷同志也幽默地插话，你搞外交还可以，就是邋遢点。我遂告别首长赶赴北京。”
原在第三野战军工作的韩念龙将军回忆说：“我是1949年底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工作的。这年12月中旬，我还在杭州参加解放定海的作战会议。月底即到外交部报到了。对我来说，调离部队的命令来得很突然，事前一点也不知道。记得接到命令后，我曾向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要求，组织上是否可考虑不调动我的工作，然而陈老总的答复很直率也很简单：‘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北京正来电催呢。’这样一来，自然没有我再说话的余地了。”
由于形势的需要，1950年初，除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已于1949年11月递交国书外，我国驻其他国家的大使也都基本内定。从5月9日至9月21日，先后发表了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任命：耿飚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公使，姚仲明驻缅甸大使，王幼平驻罗马尼亚大使，谭希林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彭明治驻波兰大使，王任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驻匈牙利大使，倪志亮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驻蒙古大使，曹祥仁驻保加利亚大使，冯铉驻瑞士公使，袁仲贤驻印度大使，姬鹏飞驻民主德国使团长，罗贵波任中共中央驻越共联络代表（未公开报道）。1951年5月同巴基斯坦建交后，任命韩念龙为驻巴大使。以上就是新中国首批共15位驻外大使。他们绝大部分来自人民解放军四个野战军，大多数是兵团级干部，成为后来人们称做的“将军大使”。
在首批大使赴任前，外交部为他们举办了培训班。主要是请专家学者为他们讲国际法、国际形势、外交礼节及办理外交事务的基本程序。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接见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
这批大使开拓进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外交路线，以崭新的风貌开展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迄今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63个。我们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当然得归功于中央的领导和正确的外交方针政策，但是，这也和开国的第一批“老外交”们的努力开拓、辛勤耕耘分不开啊！
（《国门红地毯》解力夫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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